明史专家赵现海:在14世纪全球化潮流中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

 

 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,明朝是一个寿命较长的王朝。其建立之时正处于世界走进近代的十字路口之际,但耐人寻味的是,它未利用强大的国力,追随蒙古帝国的世界扩张脚步,而是重回亚洲,建立起传统的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“中华亚洲秩序”。决定明朝历史发展方向的因素是什么?放眼14世纪的世界,明朝为何做出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选择?在早期全球化历史潮流中,明朝为何错失了历史机遇?

  在天地出版社最新出版的《十字路口的明朝》一书中,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、明史研究室主任赵现海,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,选取了明代历史中17个典型人物和事件,以明朝的“内敛”取向为线索,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诸层面,生动讲述了明代纷繁复杂的人与事,深刻揭示了这种繁杂图景背后的深层内涵,并指出这些人与事对明代中国,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深远影响。

  14世纪中期,蒙古帝国开始瓦解,拉开了世界历史新序幕。1368年,在东亚大陆上,一颗新星冉冉升起,大明王朝建立;与此同时,西欧迎来了“文艺复兴”和此后的新航路开辟;阿拉伯文明在亚欧大陆扩张势力,充当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中介;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帝国疆域的基础上,整合罗斯部落,建立起俄罗斯文明。蒙古帝国瓦解后留下的一片权力空间,四种文明开始竞逐其间,勾勒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,推动世界近代史大幕的开启。

  就明朝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性,明史专家赵现海认为,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,明朝已不再仅仅属于中国,还属于世界。“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,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,虽然明人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,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,已经在整体上开始影响、冲击这个传统的帝国。”

  不过,与其他三种文明相比,孤处东亚的明朝在疆域政策上采取“内敛”取向,这就为其他三种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,令人扼腕叹息。对此,赵现海表示,孤处东亚的明朝在国家动员上呈现出“有限动员”的保守特征。具体而言就是,“一方面,明朝在政权规模上,并未像其标榜的‘驱逐胡虏’,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和多种族群,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;另一方面,在政权宗旨上,明朝努力‘恢复中华’。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、水军力量,但放弃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取向,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回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‘中华亚洲秩序’。”

  此外,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,在其他三种文明采取国家支持对外贸易与扩张的方式不同,明朝还放弃了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商税政策,而恢复传统的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,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“海禁”政策。在赵现海看来,虽然漫长海岸沿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,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,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,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‘海禁’,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,但“国家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,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和近代转型。表现在经济上,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,并没有追随商人的脚步,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入不敷出,曾道人论坛,最终崩溃。”

  因此,我们便看到了明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: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了中国经济、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经济领先和文化辉煌,众多的历史新因素不断产生;另一方面确实国家虽然也在吸收早期全球化带来的白银货币、军事技术乃至思想观念,但政权体制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,不为新思潮所撼动。赵现海认为,明朝的这一做法,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。“但是如果置身于历史中,我们也会发现明朝的这种选择,其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——这是地缘政治、文明传统、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。”

  在《十字路口的明朝》中,赵现海通过对明朝17个重要大事件,并审视明王朝的“性格”,提出了“内敛性”这一概念,以此解读全球化视野下的明朝“大历史”。其中,“洪武立国”和“最后的丞相”,讲述了大明王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是如何塑造明朝内敛的性格,继而决定了明朝的历史命运;“永乐盛世”“郑和下西洋”“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”“明长城的修建”“南倭北虏”,则讲述了在内敛性的影响下,明朝逐渐走向封闭,郑和航海无果而终,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修筑长城和无止境的边防战争;接下来,通过“内阁崛起”“宦官干政”“夺门之变的真相”“‘大礼议’中的君臣角力”“明末‘三大案’”,内敛的大明王朝将精力和视线全部投入内在,在无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消耗自身;与此同时,“王阳明与马丁·路德”“万历‘怠政’”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”也进一步揭示了,明朝内部虽然出现了新时代的因素,但由于自身内敛性的限制,最终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与近代世界擦肩而过;最终,“明末大瘟疫”和“明亡的历史教训”告诉我们,内敛性是贯穿明朝衰亡的重要因素。

  至于明朝为何会呈现出内敛性,赵现海总结的原因有很多,比如:朱元璋缺乏安全感,导致其十分保守的政治心理;还有保存而非发展的政权、全面收束的疆域政策以及守旧和民间开放的经济等等。

  赵现海还根据学界研究成果,从地缘政治、全球化视角下,看待明朝大历史,并将明朝置于全球化的格局下,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横向对比,加深了对明朝的认识。比如我们熟知的长城。

 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。那么,明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?

  《十字路口的明朝》中写道:“明朝从开国伊始,便不断修筑长城。洪武时期,明朝为防御北元的反扑,沿太行山、管涔山、恒山的连绵山脉,构建关隘防御体系,形成了近边防御体系。为控制蒙古南下的主要通道,明朝又分别在大宁卫、山海关修筑了数百余里长的墙垣,在开平卫建立起烽堠通信体系;在东胜诸卫以东,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西南至山西老牛湾村,修筑了约三百里的墙垣。永乐时期,朱棣一方面在蒙古高原‘五征三犁’,另一方面对武将们的军事能力十分担忧,于是在宣府、大同修筑了边墙。正统时期,明朝为防御兀良哈三卫南下,沿辽河套地区南缘,混杂大量木栅,修筑了很长的边墙。以上长城的修筑,虽然规模不小,但影响基本限于本地,未对其他地区和后世的长城修筑产生示范意义。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,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,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是否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,是‘明长城时代’的重要节点。”

  明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的影响之下,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。长城修筑之后,直接在中国北方划分了一道疆界,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。赵现海认为,长城其实是明朝衰亡的一个缩影。“长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北方族群骑兵的进攻,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安宁;但长期的修建又耗费了中原王朝的大量财政收入,从正、反两个方面影响并形塑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。不仅如此,长城修筑之后,北方族群南下的难度加大,促使其更多地向西方进军,通过中亚、西亚进入欧洲地区,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。”(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)